我的童年真是非常快乐的，当个一日到夜邪在外面的“皮遢鬼”，那种味道真是好极了。最不喜欢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因为那会耽误玩儿的时间。每逢吃饭的时候各家的大人们都会站在门口大声叫嚷，不行还得亲自出马，一把耳朵拖回家里去。这会儿，眼看着许多颇有情趣的玩法即将失传，实在叫人非常痛心。

     那时，最基本的游戏是捉人，分为好人坏人。好人面朝墙数到十然后才准回头来找坏人，可有些不老实的好人却要么讨厌地把数字数得很快，要么边数边加头来偷看。说起来倒是当坏人有趣，可以逃得背井离乡，鸡飞狗跳，什么样的黑暗肮脏的地方也敢钻进去爬出来。当好人实在很辛苦（前提是没有作弊），遍地找寻着坏人，鸡窝也要伸个头过去闻一闻。这种游戏通常总是闹得不欢而散，坏人逃得飞快，好人没法追上，便在后面独自耍起赖来。一旦坏人被找到，撕打挣扎肯定是免不了的，但坏人的最终义务是举手投降，手臂后折，被好人神气活现地押回家去。有时还要审上一审，强迫他供出同伙的隐匿所。这时，坏人往往成了叛徒，个个兴高采烈，比好人更起劲地去捉拿自己的同党。而那时的我可真是出了名的老实，好人只消略施小计便可把俺擒获了。

     拍洋牌也是我喜欢的，那时几乎每个男孩的兜里都会放那么一两叠的洋牌。一有空便大大小小叠在人家的洗衣板上玩开了，玩法更是多且有趣，最简单的是比大小，牌是有大小的，比如三国中刘备比张飞大。我想阶级的概念最早就可能是通过那简单的几张洋牌渗入我脑中的吧。这些带有阶级色彩的洋牌总是被折地弯弯地，被我们由正拍反或由反吸正，玩弄于股掌之间。阶级高的洋牌主人有“优先进攻”的权力，而阶级低的就只能吃别人的“残羹剩饭”了。有好几次都是正玩得起劲时突然冒出几个抱着大盆被单或衣服的女人来赶我们，那声音就像是发动了的拖拉机——势不可挡。

     小时候看电视是很难得的事情，村子西头的朱阿姨家买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记得那阵子电视里放射雕英雄传，慷慨的朱阿姨一到晚上的“黄金时间”就会把电视机搬到外面宽畅的院子里插上线板放起露天电视。每到那时村子上的男男女女就会搬来一条条长凳并排坐着边吃西瓜边看“射雕”好不写意。要说最起劲的自然就是我们这群小朋友了，早早地就和去拍朱阿姨的马屁，以便能在“黄金时间”抢个好位子，没来得及挤进去的小家伙就在后排的人堆里跳啊跳地看，比电视里的郭靖还有意思。更有意思的就是放完电视的第二天，各家的小孩就会聚在一块儿把昨天电视里放的情节说了又说，那时真才叫七嘴八舌呢。光说不过瘾，还得演上一演，弄得还挺正规，都有导演和编剧了（虽然那时我还不懂什么叫导演哪个是编剧）。演员嘛，是按姓氏来分配的，找不着姓“郭”的就硬拉来个姓“过”的顶替。我最倒霉，大家最不喜欢的人就是杨康，而我又偏偏姓杨？那时我真是对老爸不太满意。村上还有个姓穆的女孩子，她就当仁不让地成了我的“老婆”，那阵子她一见我就嗲声嗲气地叫我：“官人~~~”，真是令人毛骨悚然。幸好后来电视里又放了神雕侠侣，这才为我老杨家正了身，人人见了我都叫大侠，好不威风。老婆嘛自然也由那个令我毛骨悚然的木易慈换成了温柔体贴的小龙女姑姑啦。可演到后来就要把一只胳膊藏进衣服里，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大概就叫“为艺术献身”吧。这对生性好动我来说是唯一美中不足之处了。

     去小沟里摸鱼、钓龙虾也是夏日里很好的消遣；另外还可以翻进村边的工厂里去捡废铜烂铁，一个从里面丢出来，一个在外面接着，卖了钱后可以去买许多好吃的好玩的东西。晚上就会举着外婆的大蒲扇叫上邻家的小孩一起去马路上拍萤火虫，在没有星星的夜晚，这些会发光的小虫子就成了天然的路灯，把黝黑的小脸照得发亮。每件事在年少的我们眼中都是好玩的，任何一件小玩意儿都可以玩上个半天一天的。

     外婆后院的乱砖头堆里能扳到蟋蟀，捉到“两刺”就放进铺着细沙的玻璃罐里拿去和人家的蟋蟀斗。稻田里的丝草可以用来来引蟋蟀，引正面的时候蟋蟀会“开牙”，逗后面时蟋蟀会用强有力的后腿拼命地踢，更有甚者则是调头就啃。斗赢的蟋蟀被尊为将军，将军会“蛐蛐”地鸣叫，而这时将军的主人更是早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有赢当然也就有输，输了的就被贬职为“败鬼帅”，往天上扔三下（俗称掼三掼）就又能开牙了，不过这是一次性的，第二次就不灵了，这回才是真是败了吧。现在只是记得我有一只叫黑梅花的是最厉害的，连给它吃的都是连我自己都舍不得吃的荤腥。除了蟋蟀以外草丛中还有金蛉子，这个小东西是用来听的，把它放进开了洞的透明的盒子里，喂以南瓜，高级一点的用苹果或鸭梨（这可是从嘴里省下来的呀）为的只是听它金铃般的叫声。而“油葫芦”既不中斗又不中听，粗胚，没人喜欢。

     村前大树上有种黑色的果子很甜，那是可以白吃的，但由于树很高所以采摘的时候比较麻烦，站在人家的肩头爬上去以后有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最早发现自己有恐高症大概就是在那棵黑果子树上了吧。外婆家隔壁有个夏老头，他家的枣树结的枣子又大又甜，不用说我们这费油的灯又怎么会放过如此的美味呢？夏老头在全村是了名的小气，自然他的枣儿肯定不能让人白吃，要么不被他捉住，不然就准是一顿屁股，啪……啪……啪……的动静中不时地夹杂着几句来自战友的呼救声，清脆而响亮。

     田里新鲜的珍珠米和山芋是肚子饿的时候用来充饥的佳品，在空地上烧一堆火把这些个东西统统丢了进去，吃到多少倒是无所谓，只是玩火是男孩都喜欢的一项活动。沟里摸来的鱼虾就更属佳肴了，学着射雕大侠们的样子，用一根小棍子串起来然后放在火上烤，被熏地直流眼泪，这大概就是我吃过的最老式也是最有趣的烧烤了吧。当然要是在沟里摸索时不小心掉了进去，弄得一身泥，回去肯定是鞋底伺候，这是毋庸置疑的。

     男孩们最好的玩具是弹弓，这是使家长们心惊肉跳的东西。最简单的只须在左手的食指和拇指间套根橡皮筋，上课时用纸折的子弹去弹同学的后脑勺（绝对不敢弹老师）。讲究一些的要用粗粗的铅丝，橡皮筋二三十根，成组地对称地一环套一环地延伸，中间是一块牛皮。子弹不再是纸，用泥巴搓成球，在煤炉下烤烤。这样的子弹可以弹死麻雀，可以将门牌上的搪瓷弹脱。当然，弹人是很危险的，弹中眼睛后果不堪设想。不过，我知道的弹弓无计其数，并没听见过把谁的眼睛给弹瞎了，可见即便是孩子也知道节制。最好听的是弹玻璃窗，乒乓一声，祸就给闯下了。如果没逃走或没赖掉，晚上挨打又是免不了的。不用弹弓打麻雀就上树去掏麻雀窝，运气好的话可以掏到几粒
指甲盖般大小的麻雀蛋，大家都像如获至宝，小心地拿到树然后放进棉袄里晤着，希望有朝一日能晤出个把小鸟来。呵，那时的我们和爱迪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冬天的孩子穿得都很单薄，一般也就是一套卫生衫裤。冷了可以斗鸡，支起一条腿，用膝盖相互撞击。可以跳山羊，一直跳到“小包头”和“大包头”。冬天还可以抽打不死，鞭子总是消耗得很快，越抽越短，就偷来母亲的裤带再抽。打不死上涂它一点红，转起来就红了一圈，也可以斗，让它们像蟋蟀一样对打。或是弄来一根头上弯成U形的铁丝，拆了外婆家用剩下的马桶，用那根U形铁丝架着马桶上的铁箍满大街地跑，全然忘了此物乃彼物也。所有的游戏都要一点体力，都有输赢和竞争。从进贡弹子洋牌到刮鼻子弹耳朵皮，赌起来不算破费。赌具也很简陋，被家长没收算不上很大的损失。何况有时是无法没收的，例如男孩比谁尿得高，这真是“天生我材必有用”。

     女孩玩的东西要比男孩少得多。大都是跳橡皮筋，一直可以跳到“一举手”之高，韧带是很松的。也跳绳，一个接一个的“双飞”，令人眼花缭乱，叫人在一旁数得没有耐性。再就是踢毽子，家中找出个铜板，叫弟弟去公鸡的尾巴上拔几根花羽毛，将毽子踢得身前身后地飞舞。课间休息的时候，她们拿出麻将牌，在老师的讲台上玩抓麻将，手指是那么灵活。总得来说女孩肯定是要比男孩乖地多的。男孩会因为捅了马蜂窝被蛰成大胖子，那时女孩就在一旁兴灾乐祸。而真的闯了祸受惩罚的方式也是花样百出，最普通的是骂上十分钟或半个小时，这种方式已延用至今，是不必担心会失传的；重一点的就要接触到皮肉，例如打手心、敲屁股、吃毛栗子……，可对我来说真正的酷刑则是“立壁角”，那时不能说一句话，更没人陪我玩，后来有经验了，每次都会在兜里放上那么一两样小玩意儿，以便在“立壁角”时偷偷拿出来玩儿。其它的诸如饿肚皮、免去一个月的零花钱等“孽待手法”则更是受用非浅。

     那时的我不用读英语也不用学钢琴，只是永不知疲倦地挥洒着那快乐的时光。而如今城市里的孩子们的童年又是如何的呢？他们被一扇扇家门分隔了，被作业和课外的艺术活动分割了。他们很少闯祸，小手不再乌黑，口袋里也不再藏着不伦不类的东西，他们和机器玩，他们只有纸上的竞争，甚至不知道野草霉是结在树上的还是长在泥巴里的。孩子们很少能聚在一起玩了，倒是听见大人们在玩，大人不用考试也没人来逼他们学这学那，大人们一桌一桌地坐着，就像——四块麻将！一代孩子又一代孩子的童年。我曾在稻田中将童年的风筝放向天空，那断线后随风远去的风筝是我的幸福。想起它，耳边就传来妈妈的鞋底揎打我后臀的声音，它为昔日的童年打着节奏。

                     童年像一首歌，一首快乐无比的歌；
                     童年像一首诗，一首绚丽多彩的诗；
                     童年像一幅画，一幅草长莺飞的画；
                     童年像一个梦，在我们远去的记忆中时隐时现…………